伯夷列传读后感

伯夷列传读后感1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它是说君子所忧虑的是在自己身后名声得不到传扬。然而初初看来，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贯言论，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又曾经向学生子张区分过"名"与"达"的关系，言语之间是对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2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马迁问，不是经常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好人伯夷、颜回等为何不长寿而恶人反而活的很长命哪？这是什么道理。他又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诉大家等着看什么结果？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伯夷列传读后感3

　　《伯夷列传》十分难读，难在对人性的拷问，难在对价值观的选择。因之，昔日读、今日读，竟有迥异的结论。

　　余读《伯夷列传》，以为可从两处而入，一观伯夷叔齐之人格，二睹太史公之良苦用心。

　　伯夷、叔齐两位在思想上有强烈的洁癖，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兄弟让位到同归西伯，从叩马而谏到饿死首阳，他们对心中的“道义”是从一而终的。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兄弟残杀，因此追慕谦让的美德；他们向往盛世痛恨暴君，但绝不允许“以暴易暴”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觉得，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这种人当然是无法参与政治的，政治是没有洁癖的。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迂腐不堪、食古不化，不能用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但我们永远都没有资格指责他们的人格。古人的赞许和称颂，大抵是从此处而发，“古之贤人也（孔子语）”、“圣之清者也（孟子语）”、“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韩愈语）”。

　　那他们有怨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有怨，但怨的不是自己的选择，“求仁得仁，又何怨哉？”他们怨的，是世道人心。

　　太史公将其置于七十列传之首，当然不是没有他的寄托。他首先要彰显的就是“让”的美德，这在《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之中已早有体现，但这当然不是他所要寄托的全部。“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太史公最为深切惋惜的，就是仁人志士在世时因天道无常而不得善报，没世后又不能见诸史籍而被人们遗忘，所以他才说“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伯夷叔齐，事迹本是渺远难闻，但孔子的称述使其贤名益彰；颜渊好学，却不免蚤死，但终究有《论语》载其“身居陋巷、不改其乐”。太史公常以绪《春秋》的职责自任，自然是要给这些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做传。而七十列传之中的人物，或仁人志士，或游侠商贾，或出将入相，或郁不得志，但终究都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与天下”者，所以以《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正见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们或许还会再问一句：“立功名于天下”真的如此重要吗？太史公为他人立名之时，难道不也是为自己立名吗？此类问题，见仁见智，正如面对伯夷叔齐，千百个人恐怕便有千百个说法罢。

伯夷列传读后感4

　　伯夷、叔齐者，兄弟也，系出商时诸侯之门。其父遗命立叔齐，叔齐则欲让于伯夷，而伯夷拒受。最终兄弟二人先后离国而赴西岐。西伯姬昌卒后，武王载西伯木主而东伐纣，伯夷、叔齐认为，武王父死不葬而动干戈，为不孝；以臣弑君，为不仁。武王怒，欲斩二人，最后姜子牙力劝而释之。殷灭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於首阳山。

　　以今之眼光，伯夷、叔齐之事简要，相比史上不少忠肝义胆之人，并无非常显赫之举，而太史公却将其二人列于《史记》诸列传之首。依太史公之见，二位传主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臣，均至善至仁，然以饿死告终，命运实欠公平。传后太史公感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天道终究予善人以何物、予恶人以何物哉。载于史册之忠义之士，非杀即戮，鲜得善终。反观作威作福之奸佞之徒，横行天下、鱼肉百姓，竟以寿终。境遇之别有若天壤，何谓天理耶？推人及已，联想当年，司马氏不过是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即下廷尉治罪，依汉律可以财赎刑，然家无余财、亲友无助，死罪虽免而终遭宫刑之辱，此等悲愤郁结于心，遇此自当勃发。

　　世俗曾有因果报应之说，俱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不知因此说，善恶之因果报在何时，应在何地。生前如此，身后又如何。伯夷、叔齐二者，若非赖于孔子之力传于经典，后世又怎知伯夷、叔齐两人哉，此伯夷叔齐之幸也。然并非忠善之士皆有二人之幸运，悠悠岁月，过往者不啻数亿，着史家之墨有几何，着史家之墨且被记于人心者又有几何，而其中忠善之辈更有几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为南宋重臣，文武兼备、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故千秋之后有人追念，而史上千百万保家卫国、浴血沙场之将士，汗青之上又有几人留名。

　　故欲以行忠善之举而报应生前身后的念想，与南辕北辙无异，地球虽圆，终能回到原点，但其直径毕竟是大了些。所谓“诸恶不作，诸善奉行”，所得者无他，唯心安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对很多人讲，能睡上一辈子的安稳觉，行善也值得，毕竟睡觉时间占人生三分之一强，可惜的是，世上有些人并不怎么看，因为他们的习性同于《画皮》中的妖精，专好在夜间活动。

伯夷列传读后感5

　　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同时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两面。人就是一个矛盾体，充斥着无法理解的矛盾，在理智与情感之间苦苦挣扎，在法律和人性间徘徊。人就像行走在悬崖边缘，脚下的土地是理智。如果一不小心掉入其中，便落入情感的陷阱。

　　上周看了东野圭吾的《彷惶之刃》，东野圭吾的小说，揭露了人性的矛盾。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急切得为女儿报仇的父亲，女儿无辜得死亡并惨遭欺凌的遭遇令本是一位公司普通职员的他踏上复仇之路。他亲手杀死了杀害他的女儿的其中一人，也因此被冠上“杀人犯”的名称并被通缉。但在寻找另一位凶手的路上，他还帮助了旅店的老板。你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坏人吗？他只是因为丧女而暴怒了而已。

　　寻仇中，有一名旅店老板帮助他，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给他告知方向。你能说，他们是坏人的帮凶吗？只是理解了而已。

　　好人还是坏人，是不能看他的一面的，人都是多面的生物，真正冷血的人很少，就像完全的好人很少一样。

伯夷列传读后感6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